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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一次能传染吗

2017-08-09 综合媒体

《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是200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孙云晓。

12·1 艾滋病日的性文明思考

 

    我们时代的性,蓬勃而多元,炽热而无序。

    如《中国公民性文明公约》所言,“性权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身体是自己的,性是美好的,缺乏管理的性却会弄得一团糟。性权利的滥用,在社会上已造成人际关系一定程度上的紧张、猜忌甚至对立。

    理智、情感、时尚、道德、法律、疾病都加入了性管理的效能竞赛。理智和情感不停地互相拧巴,时尚经常会带错路,道德挡不住性创意和多元化,法律是裁判而非守门员,疾病是阻挡欲望的最后一道防护栏——但我们不能真的等到每年的12月1日(世界爱滋病日),提醒我们悔之已晚。

    性管理绝不仅仅是针对接受性贿赂的贪官、“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花心男、习惯多性伴和一Y情的情S男友,它适用于每一个人。

    常人需要加强性管理的八个情境是:接受、恪守、开放、抵御、掌控、坦白、自欺、观望到什么程度?既要防止情爱变成灾难、“处女”变成负资产,也要杜绝开放成为价码、多性侣成为习惯。

    不要性压抑,不要性开放,要性管理。

    良好的性管理,是走向性文明的前提。性管理不善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

    争议中的中国性难题

    文/陈旧

    性禁区被打破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畅谈关于性的话题,接触更多的性知识,更主动、更自然地追求性的乐趣。无论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微观的家庭层面,性,都需要管理。    

    国际上衡量一国国民性现状常用的三个数字:第一,每人一生中的平均性伴侣数,美国大概是13个,法国最高是16个,中国人平均2.7个;第二,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平均年龄,美国是15岁左右,中国是21岁多;第三,每人一年性生活平均次数,法国人是160多次,中国人大概是67次——无论是从哪一个指标衡量,中国人的性状况都难称“先进”,起码和节节高的GDP差得远。

    考虑到为数众多的边远身份与老年人群,联想到国人喜做不喜说的低调作风,疲软的指标其实不能代替真实的欲望图景。在新浪网的一项万人网络大调查中, 71.89%的人选择“可以接受”一Y情,杜蕾斯的一项调查中33.7%曾经发生过“一Y情”;15%的青少年曾与网友发生性关系。

    性的混乱不仅传播疾病,也催生了腐败。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包养了“二奶”;性病高发群依次是性工作者、个体工商户(私企老板)、汽车司机、营销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

    性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性压抑的结果是许多人生理和心理上受伤害,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性开放呢?

    当《男人装》杂志上登出未成年超女邵雨涵的那些欲脱未脱欲露未露的写真,再热爱幼齿的成年人也不忍观看。而年度大戏超女的PK场上,小女生们似有意似无意撩起了裙子。在午夜,所有的发廊成了“红灯区”,所有的广播电台都是“成人台”,所有的电视台都是“性病台”,20年前的女听众羞答答地说“俺把身子给了他”,现在却脸不红色不改地大谈:“我还没有达到性G潮,他就……”

    无论宏观的社会层面,还是微观的家庭层面,性,都需要管理。

   小姐问题:教育还是惩戒?

    据报载,10月11日,哈尔滨市疾病控制中心的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所组织了一次针对50多名CSW(女性性工作者,也即所谓“小姐”)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些小姐们在公开身份与职业的状态下,接受了一次预防艾滋病和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特殊教育。摆在公安部门的难题是:是马上把她们抓起来,依法罚款并劳动教养,还是宣传教育之后,任她们回去重操旧业?

    《新周刊》2001年年底指出的“小姐”问题依然考验着国人。伴随着艾滋病的蔓延,这一问题更被上升到亡国灭种的高度重新加以衡量。早在1989年,世界有关团体就倡议各国娼妓合法化和组织化,实行妓女定期体检与挂牌服务制度,中国也有学者提出设立“性特区”,或“性服务分级管理方式”。

    在中国,人们对待一些棘手难题的通常方式是采取犬儒态度——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干脆不承认。比如同X恋,比如小姐问题。

    性贿赂:罪还是错?

    根据XingJiao易的定义,法学家给性贿赂下的定义是:通过向国家公务人员提供S情和性服务,来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性贿赂入罪的讨论,始于10年前。1996年修订《刑法》时,一些专家已经提及增加“性贿赂罪”,10年后,这一当时尚属新鲜的犯罪词语,已成为反腐战中的关键词与主旋律。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2006年“两会”期间的一组数据被公布: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一位纪检监察人员甚至说,绝大多数腐败分子的腐败起点,都是从接受他人提供S情服务开始的。

    性贿赂虽已成社会公害,法制界仍未有定论。从操作层面上看,“性贿赂罪”立法化存在着量刑以及取证难题。“性贿赂”的贿赂物是“性”,而性是无法量化的。是一次性关系构成犯罪,还是两次、三次?但在道德疲软的今天,“性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

    性教育:从娃娃抓起?

    日本人的性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台湾则提前至小学高年级,荷兰人6岁起就开始接受系统的性教育,小朋友从小就会和父母讨论性话题、红灯区——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开放的荷兰拥有欧洲国家最低的青少年怀孕比率。

    相形之下,中国人的性可谓觉悟得太迟。旧有新婚夫妇洞房夜不得其门而入的传闻,今日媒体的社会版也不乏少女未婚产子马桶溺毙的新闻。反对青少年性教育者的理由是,讲了会诱导更多青少年发生性行为——但实情却是,这一代青少年中国人几乎从一出世,就身处泛滥无节制的性的信息海洋之中。据调查,当下互联网70%的内容与性有关。

    在各大妇产医院,轻车熟路面不改色人流七八次的少女已不鲜见了,广州的男科医生也发现,他们的顾客面孔越来越年轻,原本只有老男人才会得的前列腺炎也跨界到了这些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身上——性生活太早且无节制是最重要诱因。青少年性教育最现实的考虑是学会保护他们自己,尽可能减少未婚先孕和人工流产,否则怎么指望这些流产过和前列腺炎的祖国花朵成为未来的建设栋梁?

    有道是赶早不赶晚,刚刚落幕的广州第四届性文化博览会,有父母携3岁幼儿光临,大看春宫图,大玩性游戏。报载3岁小儿看到“口水乱流”,最后“靠到妈妈胸上”睡着了。

    分级制:不仅仅是电影?

    千呼万唤始终不出的电影分级制2003年本要出台,却因为一部背时电影《大鸿米店》的恶劣炒作,生生给吓回去了。现在看来,相比电视、广播、广告、杂志、网络等领域的全面沦陷,电影分级制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说充斥黄金时段的丰胸与壮阳药物广告还不足以让人倒胃口的话,请打开午夜的收音机吧,请上任何一个门户网站的图片频道吧,三级,所谓三级在这里已是小儿科。某卫视广告里,一个金发美女口含一根粗大的巧克力棒,一点点地把它吞下去,从她亢奋的表情和挑逗的眼神,你很难想象那是一根真的巧克力棒。如此赤裸裸地以性为唯一诉求,只能说明中国传媒想象力的极度匮乏。

    哲学家博西亚说,消费社会中的人或消费者所崇尚的是一种新道德——即所谓“享乐道德”,他们把享受生活当作人生的一种义务——以至于长期的清教主义个革命传统之后,身体被“重新发现”了,它成了最精致的消费品;身体(尤其是女人的)出现在广告、时尚和大众文化中;身体被种种健康术、营养术和医疗术所包围;人们为青春、优雅、男子气/女人味而着迷;而性生活中的肉体快乐更是不在话下——这真是我们时代的最好写照。

    《新周刊》 2006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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